新闻论坛的“臭美妞”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，本来没兴趣写，因为很明显，《面对强奸是冒死反抗还是保命忍受》是一个哗众取“点击率”的命题，但还是凑进来聊上几句。

其实，依我看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答案非此即彼的问题。当强奸成为“现在进行时”的关口，被强奸者（一般情况下为女性）如果能理智地对待和处理这一问题，那么，她需要做好以下三件事情。

其一，有前提的反抗。这个前提显然是不能导致生命危险，道理很简单，因为“尊严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”，以“命”为本嘛。再说了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受到了伤害，但保住了生命在这里就是所谓“轻”。反之，如果不计后果地反抗过激，则有可能不但被伤害，还加上丢掉性命，代价会更大。这是前提，再说说反抗。如果不加以反抗，一副束手就擒的姿态，这不但会让罪犯窃喜，而且是一种对犯罪的纵容行为。法制社会里，制约犯罪的因素是综合性的，比如道德的力量，犯罪行为肯定是被人们所不齿的，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层面的约束；再比如法律的制裁，犯了罪就得坐牢，因此罪犯他得考虑犯罪成本；还比如犯罪对象的反抗，也就是说你犯罪时是自然会遭到犯罪对象的反抗无疑的，等等。所以说，适当地作出反抗，不仅仅是表明一个态度问题，它也是制止犯罪的一种综合因素之一。因此，当强奸发生时，反抗是绝对需要的，它不仅是一种避免或降低伤害的自我保护措施，而且也是一种对社会负责的行为。通俗讲就是说，我们的社会不能向那些罪犯传达出这样的讯息：你尽管从容着“做”，“我”不会反抗的。

其二，安全套劝说。这里又有一个前提：性行为已经不可避免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为了尽可能减少伤害，通过“技巧性”的劝说，可以避免诸如疾病、不必要的怀孕等这些类似的后续伤害。这种观点听上去似乎一下子难以接受，但仔细想一下，它是明智的、合理的、符合实际情况的现实措施。

其三，证据的有意识预留和保存。犯罪行为的定性过程中，“取证”是最关键的，也往往是最复杂和困难的，因为绝少的犯罪嫌疑人会在被缉捕归案时马上自告奋勇说“就是我干的，不用查了！”。因此，作为一种常识，要有意识地在犯罪行为进行时使其留下可能的罪证，比如给他留下抓痕以及其他反抗的相关痕迹，又比如收集对方精液，等等。

需要再次说明的是，以上三条观点的一个总前提是“强奸不可避免”，当然能避免最好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